專訪吳傲雪，多數人認得她，是因為她實名指認香港警方性暴力。身為女性抗爭者，固然每天擔憂被清算，而作為女性，更需要害怕在街上被消失、在死亡之前被警方以性暴力對待。
我在 2019 年 10 月 10 日實名指控警方性暴力，當時我脫下口罩，面對校長、傳媒和公眾。
那個月，我的課堂出席率減低，原因是當時很怕人身安全受到威脅。
——吳傲雪
今年剛剛踏進 25 歲的吳傲雪，多數人認得她的名字，是因為她實名指認香港警方性暴力。
訪問當天，她正在拍攝畢業照片，在影樓留下自己青春的倩影。進入影樓一刻，她與友人正在佈景板前，拿著畢業公仔，對著她前面的鏡頭微笑。她很快注意到記者的到臨，這是我們首次碰面，她洗練地著記者等候多一會，「不好意思，很快就可以進行訪問。」這半年，她的青春歲月與大多數香港年輕人一樣，是充滿恐懼的、是染血的，也是讓人嚴重創傷的。
來自香港中文大學的吳傲雪，是本年度幼兒教育學士課程的畢業生，回想起過去半年，維持學業因為反送中運動而變得困難，「我在 2019 年 10 月 10 日實名指控警方性暴力，當時我脫下口罩，那個月，我的課堂出席率減低，原因是當時很怕人身安全受到威脅 ，加上陳彥霖一案（香港知專設計學院學生變魔鬼山浮屍案件），她的死因有可疑，所以在擔心自己人身安全以及為了保護同學免受傳媒追訪的前提下，我減少出席課堂。 」
對於大學畢業已經兩年的記者本人來說，2019 年 6 月 9 日的反送中大遊行開始，讓進入職場的我彷彿重回大學的熱血時期—— 期望能夠改變社會、不惜犧牲個人安全上街示威、對香港政府無時無刻感到憤怒、入睡後充滿讓人恐懼的逼真夢境⋯⋯半年來，我們每一個香港人都經歷了傷痛、憤怒、創傷、恐懼、草木皆兵的擔憂，直至現在武漢肺炎在港爆發，這份抗爭的複雜心情未曾停止。
全世界看見香港人在追求民主、自由和人權的道路上，決心未曾減退 。
即使前方是殘酷的暴力，我們未曾低頭投降。和理非和勇武聯手，以不同的抗爭方式，去爭取我們的五大訴求。
——吳傲雪
「我經常閱讀女人迷某個專欄，尤其情緒不佳的時候。」她眼神自信，回答問題起來清晰而且堅強，而且每次回答，她也會先行在腦海中清楚地拆解分析，偶爾會感到些微緊張，亦很注意每個答案的用字是否恰當、是否公允，是個非常聰明伶俐的新世代女性。她不只是個性暴力受害人，而且是一個為自己發言、字字鏗鏘有力但心思細密的女性主義者，這種年輕女性，是香港社會最恐懼的，因為她隨時會撼動整個既有的權力架構、刷新大家對於年輕女性的想像。
記者本人不免俗地以回顧反送中運動為開場白，被問到「會如何形容 2019 年？ 」吳傲雪以 2019 年的 6 月作為起點計算，「我由 6 月開始去回顧，過去這半年，該如何形容呢？ 我覺得是有甜有苦、悲喜與共的一年。悲傷的事情，我們會記得有爆眼少女、爆眼記者，我們記得有很多人被警方濫捕，然後遭受暴力對待，不論是身體上的酷刑、我所經歷的性暴力、不明不白的死亡（被自殺）。」
她為香港人受苦而悲，為香港人的政治參與方式的轉變感到喜，聽得出她對於未來民主社會的盼望。
被拍打胸部及二級搜身 實名指控警方性暴力
身為女性抗爭者，固然每天擔憂被警察清算，而作為女性，更需要害怕隨時在街上被綁架、被消失，而且恐懼會在死亡之前，被警方以性暴力對待。
「我在 10 月 10 日實名指控警方性暴力，當時我脫下口罩，那個月，我的課堂出席率減低，原因是當時很怕人身安全受到威脅 ， 加上陳彥霖（香港知專設計學院學生變魔鬼山浮屍案件）一案，她的死因有可疑，所以在擔心自己人身安全以及為了保護同學免受傳媒追訪的前提下，我減少出席課堂。 」
吳傲雪所指控的，是她在 2019 年 8 月 31 日（9 月 1 日凌晨）被捕之後遭遇的不合理搜身要求、被男警員拍打胸部和在羈留室如廁時不被允許關上門。
首先是「二級搜身要求」。她在太子警署外因「非法集結」罪名被捕，被送到去葵涌警署後，值日官向她展示一張搜身同意書，向她解釋：「現在我要對妳進行搜身，在搜身室內進行，由一個女警負責搜身工作，另一個女警則負責監視整個過程。 你現在閱讀同意書，然後簽名吧。」
當刻她才知道原來香港的搜身分為三個級別，一級代表不用脫去衣服，二級代表脫去部分衣服，三級代表脫去全部衣服，即俗稱的「裸搜」。
而她當時被要求「二級搜身」，「搜身過程由女警去主導，她叫我脫去 T-shirt，我就脫去，叫我脫去短褲，我就脫去短褲。 她亦有用手指插入我的胸圍內，沿著胸圍邊搜身，觸碰到我胸部。當時並沒有解釋為何需要這樣做，她下指令，我就跟從。」
她認為不合理的地方在於自己被捕的罪名與搜身等級不對等，「為什麼『非法集結』會有需要脫去部分衣服搜身呢？ 以往需要脫去衣服搜身的罪名，是販毒或與毒品相關的罪名。其他女被捕人士都不明白為何自己需要被二級搜身，搜身級別的分配、背後的理據亦無人理解。」除了警方沒有就搜身等級作出合理解釋，另一方面，她認為警方沒有清晰的搜身程序指引。
除了上述情況，她還面對過其他來自警方的性暴力，例如在葵涌警署報到時，警方沒有按照程序，安排由女警為她扣上印有被捕人士號碼的索帶，反而由男警進行，而該名男警在替她扣上索帶時，用手拍打她的胸部。
除此之外，她在羈留室如廁時亦深感受到侵犯，「9 月 1 日下午，我被押到羈留室，在我如廁的時候，兩名女警正面望我的私人部位和如廁情況，亦沒有關上洗手間的門，而數步之遙就有男警在閒談。」
三件事情以外，還有一件讓她難以忘懷的，「一名女警在充滿男被捕人士、數十名男警的有蓋停車場，用金屬探測器進行檢查的時候，在沒有詢問過我的情況下，直接掀起我的上衣到腹部位置。」
種種對於女性被捕人士身體的不尊重和侵犯，構成了一個未被官方正式承認但能夠想像的性暴力藍圖：原來女性作為示威者被警方拘捕之後，就需要面對接二連三、大大小小的冒犯甚至侵犯，吳傲雪的情況，只是冰山一角。
無助亦無法交流 沒有話語權的（女性）示威者
在警方身上持有武器的情況下，其實我們已經處於一個任人魚肉的狀態。
——吳傲雪
接下來想探討的，是示威者被捕後面對性暴力時，是否因為自己被法律界定為「犯罪者」而更難反抗？若果「示威者」的身分前面再加上兩個字，變成「女性示威者」，想反抗性暴力，是否會面對雙重困難？吳傲雪有一番見解。
「若果撇除女性身分，單單就被捕人士和警方的權力不對等來看，我們可以這樣詮釋：在被制服、捕拘捕一刻，在警方身上持有武器的情況下，其實我們已經處於一個任人魚肉的狀態。 以葵涌警署一個事件為例，裡面一名男被捕人士叫喊口號『好仔唔當差，當差正仆街。』（書面語譯：好孩子不會當警察，當警察的是人渣。）警方隨即送上一杯滾水招呼他。作為被捕人士，是一定沒有話語權的。」
我們再進一步，在「示威者」身分加入女性的視角。吳傲雪想起在 8 月 31 日至 9 月 1 日凌晨被捕之時所遇到的性別不平等對待，「男女被捕人士的待遇是不對等的。 男被捕人士可以互相交談，男警只會提醒他們小聲一點。但是同樣身處於有蓋停車場、幾個鐵馬之隔的女被捕人士，卻不可以互相交談，一旦交談，值日女警馬上阻止我們。」當女被捕人士持續交談，則會被調位，而女被捕人士亦需要相間就坐。警方的這種舉動，猶如將女性示威者放置更加無助的處境下。
乖乖的，不要再交談了，安靜一點。
—— 值日女警向女被捕人士作出的勸喻
女被捕人士不被允許互相交談，變相等於被切斷資訊的流通，「並非每個人都了解如何尋找律師幫助。當日的被捕人士不只是來自太子警署一帶，有些人在港島區被捕，我們會想了解彼此罪名是否一樣。」若能夠交換資訊、了解其他（女）被捕人士的罪名是甚麼，我們可以假設，她們在遇上不合理的搜身要求時，或許可以馬上共同意識到搜身要求與罪名的相等程度，繼而可以聚合起來，一同即時申訴或反抗。沒有人喜歡孤軍作戰，何況是手無寸鐵、有機會面對警方性騷擾或非禮等行為的（女）被捕人士？
如果警方有理由去制止被捕人士互相交談，好。但如果男被捕人士能夠互相交談，但女性卻被禁止，這是一種性別不平等的狀況。
—— 吳傲雪
反送中的性暴力與後續 日常網絡欺凌和厭女的延續
經歷警方性暴力並親身指證和控訴之後，吳傲雪得到公眾支持，但同時亦成為部分網民和公眾的針對目標，而吳傲雪對於這種欺凌和針對，並不陌生。
在我於香港中文大學實名指控警方性暴力之後，有網民捏造我跟段崇志校長有一腿。
在反送中運動之前，吳傲雪曾經被網絡欺凌，「自中學時期，我已經是網絡欺凌的對象，網上對我不實的指控，大多都是關於『性』的，包含蕩婦羞辱。例如不實地指控我是性工作者、捏造故事說我跟很多人有性關係。形容我很『姣』、經常『收兵』。甚至乎，在我於香港中文大學實名指控警方性暴力之後，有網民捏造我跟段崇志校長有一腿。 」
在實名指控警方性暴力之後，吳傲雪面對來自兩個陣營的攻擊。第一是來自同樣政治立場、俗稱「黃絲」同路人的質疑和抹黑，而網上的抹黑大多指控她過往私生活混亂等，因而質疑她作為「受害人」的真實性和資格；第二是來自「藍絲」（即香港的親建制派人士或其支持者）的恐嚇。要被公眾「允許」、「承認」其受害人「資格」的路，可謂困難重重，而這與厭女文化和性別不公義有極大關係，加上網絡是香港這場民主運動的重要資訊渠道，網絡隨時可以成為發布抗爭資訊的明燈，同時又會隨時成為攻擊女性和女性抗爭者的利刀。
專訪第二篇將會深入探討吳傲雪在香港面對的網絡欺凌、厭女文化、蕩婦羞辱，以及她在 2019 年 12 月宣布結婚的決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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